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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逻辑:近代中国革命、改良与建设

  原标题:历史逻辑:近代中国革命、改良与建设 推荐人:叶鹏(暨南大学历史系) 作者:周秋光(湖南师范大

  作者引述:西方工业文明国家以基督教、商品、轮船、大炮等工具不断向傲慢、封闭、落后、悠闲的中华帝国发起猛攻,这是一个新兴帝国崛起和古老帝国衰落的并发过程,这是新兴帝国的狂傲、不可一世与古老帝国的落寞、痛苦转型的鲜明对照。面对强敌入侵带来的屈辱和中西对比的巨大落差,中华民族不得不在黑暗中寻求光明,在惶恐中尝试新物,“改良”“革命”和“建设”成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妙丹良方、恒久命题。

  当人类率先在欧洲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时,历史就注定了以全新的文明样式取代古老的文明样式,并沿自己开创的新路继续前行。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华文明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面对强敌入侵带来的屈辱和中西对比的巨大落差,中华民族不得不在黑暗中寻求光明,在惶恐中尝试新物,“改良”、“革命”和“建设”成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恒久命题。那么,革命、改良与建设三者之间有没有内在关联和历史逻辑呢?

  建设是社会实践,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位一体的内容,建设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最佳途径。但建设受制于多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诸多负面因素叠加到一定程度就会阻隔乃至中断建设的进程,致使社会呈现严重病态,需要采取矫正措施,以使社会发展回归正轨。

  矫正社会弊病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就是两种:一是对肯定的否定,就是革命;一是从量变到质变,就是改良。两者权衡言之,最理想的选择是改良,它可以避免社会动荡,以低成本实现高收益,但是历史进向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改良没有条件实施或效果不佳时,革命就成为了最后的无奈的选择。

  其实,在社会危机出现和累积时,改良和革命的冲动是并发的,彼此之间存在某种竞争和较量。一旦执政者选择改良,同时老百姓也给予政府改良机会的话,建设就会以新的变化的方式继续进行;相反,当政府完全失信于民,或改革时机已过,不满情绪的集聚就会催生革命的到来,这样的话,至少在短时期内会对建设造成破坏。当然,如果革命遵循自身使命,动荡秩序若能短时期内完结,就会在新的平台上推进建设快速发展;万一革命变为了无穷的暴力、滑入了无休止的互斗,就会对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

  所以,从逻辑上讲,持续有序的建设是最佳选择,退而求其次的措施是通过改良来矫正建设的轨迹和节奏并持续推进建设,最糟糕的做法是既有制度和秩序完全被民众所唾弃,社会和平纠错机制停摆,疯狂的暴力冲突糜烂性地扩延。由此看来,人们期待的是在认识和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持续抓好建设,并在社会行进中通过和缓有序的改良开辟建设发展新路,尽可能地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

  当然,历史不是依照文学脚本出演的,它充满无数的偶然和变数,历史的逻辑和现实从来不会重叠。所以,理论的推展和历史的进程总有出入,当然,这不等于说历史逻辑的探讨没有价值,恰相反,历史逻辑是我们反思检讨历史的一把标尺,是我们分析探讨历史进程的重要依据。

  如果以革命、改良与建设三者的这种历史逻辑来检视中国百余年走过的路,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停地上演着五味杂陈的悲喜剧,也留给后人太多的思考。

  第一,建设时断时续,成效甚微。在近代中国,建设是在全新环境下被动仓促进行的,缺乏自主性和节奏感,缺乏人才、资金和技术支撑,缺乏长远可行的全盘规划。建设过程始终面临着延续传统惯性和采择西洋新法之间的纠结,始终位处旧势力的牵绊与新思想的引诱之间。正因为此,近代中国的建设呈现出时断时续、杂乱无序、花样百出的图景,这是一个古老帝国在没有做好准备情况下面对全新世界仓促应对的必然结局。

  洋务运动开启之初,倡导者信心满怀,在工业、教育和军事方面出台系列举措,希图自强富裕,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这一梦想化作了泡影。清末新政时,新法律、新机构陆续出现,实业发展、教育革新、预备立宪成为人们期许的新景象,但到头来却是清政府的垮台、革命党的兴起和封建制的谢幕。

  民国肇兴,万象更新,但在袁世凯为代表的多重势力的阻击下,民主架构坍塌,复古逆流泛起。袁世凯死后,国家陷入多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但很多建设规划无法变成行动,或建设效果大打折扣。总的看来,近代中国的建设成效甚微,无论是在现代工商经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国际形象重塑还是国民素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皆为如此。

  第二,改良正当性难被接受。近代中国的改良不少,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以及民初改革等都是有代表性的,这些改革内容侧重点不同,但多是在外力倒逼下进行的,改革共识度不高,整体性不强,动力严重不足,效果甚微。在中国历史惯性的影响、中国民族危机的重压、近代革命话语的主导下,再加上本身没有达到化解社会矛盾、巩固统治者政权、疏通社会发展道路的目的,改良的正当性颇受质疑,无法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选项。

  回望近代中国改良的历程,它们多是向西方学习,希图通过移植西方的模式实现目标,没有很好地完成本土化和民族化改造;它们都以维持统治者的局部利益为内在追求,没有站立在民族国家利益立场来取舍;它们遵循着先易后难的序列,依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渐次推进的轨迹进行。应该讲,近代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未能如愿实现既定目标,最主要的内在制约因素就是没有做好总体规划,很多改革举措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鼓吹和从事改革者普遍有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

  传统时代中国社会呈现出周期性发展态势,时常出现“钟摆效应”,长此以往,人们似乎更偏爱暴力革命,而且在执政者长期高压之下,民众对社会无序有一种绝望驱使下的莫名快感和期待。这样一来,普通大众和时代精英对改良就有了先天的成见,留给执政者改革回旋空间十分有限,“改良”名声也就一直不太好。

  第三,革命过程漫长曲折。近代中国是被西方势力强拉进世界资本主义循环体系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地对中国敲骨吸髓,掠夺各类资源,并不遗余力地宣扬其制度和文明。西方力量成为近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和无法隔离的弥散式要素。同时,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侵袭下黯然失色,中国专制集权政治体系在民主自由思想的渗透下不再稳固如初,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在个人本位和法治主义袭扰下危机重重。中国传统的社会运转体系遭遇了新型的更具魅力的西方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的狂攻,其高度自洽的存续状态已一去不复返了。

  除此之外,各类灾荒广范围、高频率和强烈度地出现,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放大,新的矛盾不断产生,致使社会稳定失去原有的根基,各类冲突此起彼伏。再加上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通过暴力终结王朝、诉诸武斗解决纷争的传统,以暴力革命形式希图根本解决社会矛盾时常成了抵挡不住的诱惑。

  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谓影响至深且远,它们都由新式阶级领导,都用到了武装斗争的方式,都充分动员大众力量,都创设了新型的政权组织形式。同时,辛亥革命终结了存续数千年的旧政制,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启了独立自主建设美好家园的新局面;辛亥革命的成果逐渐地流失掉,只剩下了中华民国的招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了稳固的工农政权并为更美好的前景开辟了新路;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流血不多,更多目标是在革命派号召下携手立宪派和平实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靠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拼出来的。经由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过长时期的震荡和调整,中国一步步朝着现代国家转型、中华民族复兴的方向走去。

  我们探讨革命、改良和建设的成败得失及彼此关系,是希望从历史看未来,从历史中寻找有利未来发展的有益借镜。历史不能假设,但研究历史需要假设。探讨革命、改良和建设内在的历史逻辑,检讨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无疑是为了看清历史、把握好未来。近代以来,由于外来势力的强袭和封建制度的腐朽,中国社会以新型模式展开建设画卷的紧迫性前所未有的强烈,所受到的各类干扰也是超乎强大。当正常建设步伐迈不开时,人们会首先想到低成本的和平改良方式,结果,改良依然举步维艰,成果甚少。在此情况下,民众持续怒火中烧,民族存亡危如累卵,革命不得不痛苦登场,以惨重代价换取民族的新生。

  加上几次革命都是以借鉴西方理论形成的革命论说体系指导的,又因盘根错节的阶级利益关系,使得中国革命的过程既漫长又曲折,给社会造成的震荡非常大、持续时间特别长,给民众带来了巨大苦痛,使国家错失了应有的建设时机。由此可见,自1840年至今,“中华民族对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历史”。无论什么阶级主导的革命、改良和建设都是对特定时代的回应,所以,我们在分析三者内在理路和关系时,应该回归史事,实事求是地用史料说话,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以人类发展趋势为参照,同情地理解和尊重历史。

  ○节选自《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9期,第102-104页。原文为周秋光:《近代革命、改良与建设的历史逻辑》,《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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